
文/张谨炒股配资平台网站

绍兴师爷,本来是一个带有区域特征的职业名词,逐步演化为一种内涵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一个褒贬不一的形象标签。绍兴师爷是官与民的结合体,是个性鲜明、地域特征独特的知识群体。绍兴师爷文化是封建官府文化与越文化交相融合的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精华与糟粕杂陈。周氏家族从周恩来起,上溯四代都是师爷,是典型的师爷世家。毋庸置疑,师爷文化的因子渗透在周氏家族的每一个细胞之中,对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周恩来置身其中,亦不例外。
周氏家族绍兴师爷“根深叶茂”,世代传承,他们的职业境遇和生存状况,决定着周氏家族兴衰起落的走向。周恩来高祖周元棠是周氏家族的师爷“鼻祖”。周元棠是清朝科举考场的失意文人。为了改变家境的困顿和窘迫,便以游幕为生,先后到浙江、福建一带做钱谷师爷。他博学多才,是一个出色的幕僚,不但有实践经验,还潜心研究,有著述数种,培养了众多晚辈门生,有的后来成为业界的翘楚。周氏家族绍兴师爷的发达,无疑周元棠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周恩来曾经说过:“我的家庭近几代都是绍兴师爷。”周氏家族从高祖历代,到姻亲数辈,做过绍兴师爷的人数众多,关系错综复杂。父教子学,子承父业,兄赴弟随,兄弟提携,同业联姻,门当户对,裙带相连,叠加成势,构成了一幅血亲与姻亲交织、长辈与晚辈联袂盘根错节的周氏家族师爷图谱。

◆周恩来读书的书房(周恩来故居)。
周恩来在他的出生地淮安,以及离开故乡之后,与其共同生活、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中的男主人,特别是对周恩来的成长有过直接影响和帮助的父辈至亲,基本都有幕业的经历。血脉相连的生身父亲周劭纲,关怀备至的二伯父周龢鼐,引领离家北上的三伯父周济渠,有养育之恩的四伯父周贻赓,“既来之,则安之”的六伯父周嵩尧,都是绍兴师爷出身,不论从业时间长短、业绩名声如何,他们身上都打上了绍兴师爷特有的烙印。周恩来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受教、成长,在记忆深处,对绍兴师爷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他认为,师爷是封建制度的产物。针对“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还称之为封建家庭”这一问题,周恩来曾经作出解答: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绍兴师爷。我的家庭近几代都是绍兴师爷。并指出,师爷很厉害。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这也是他一直所暴露的“封建家庭的根子”之所在。
周恩来清楚地了解,绍兴师爷在当时有着很强的势力。绍兴人“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师爷”。过去舞台上的绍兴师爷的角色形象,他也一直记忆犹新,“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他们都是喝酒的”。这一描述从字面上看,没有褒贬之意,但“喝酒”后的 “红鼻子”,显然是一个典型的小丑形象。
通过对大家庭中做过师爷长辈经历的了解,周恩来深知,师爷的源头在绍兴,而学好做成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他说:“我们上一代,还都去拜绍兴师爷,给人家做徒弟,但没学好,只有二伯父、六伯父中了举人,做了师爷,后来曾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
对师爷的工作状态,周恩来在耳濡目染中也有所了解。他曾经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等等。这表明周恩来对师爷某些方面长处,即严谨的态度、细致的作风的认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借鉴与沿用。

◆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旧址。
作为周氏家族的核心成员,他们在外以师爷身份,行走官衙,是“主官”身边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内则为一家之主,主导着家庭的兴衰,主导着家教、家风的成色,浓重的绍兴师爷文化自然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家庭的每一个细胞之中。在这个大家庭生活的每一个成员,尤其是正在发育成长的青少年,都将受到潜移默化的深度影响。他们的言传身教,他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对周恩来成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舶来”的绍兴师爷文化与“土著”的淮楚漕运文化的相互渗透、深度交融,构成强大的感应磁场。在周恩来的品格形成中,糟粕受到了过滤、摒弃,积极、有益的营养成分得到了筛选、吸收,并留下明显印记。
一、勤学苦读的风尚得到弘扬
绍兴师爷,无一例外都是读书人。绍兴的人文渊薮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因为科举不顺,降志以求。但要在幕业上干得风生水起,还得有真才实学,以学识基础作为谋生资本。《佐治药言》阐明:“幕友佐官为治,实与主人有议论参互之任,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绍兴师爷世家无疑赓续了倡学风尚,周恩来六伯父在编撰的《周氏家训》中强调,把学习作为立身之本,“惟学问技艺万不可少,尽其在我,居易以俟命”,掌握大量的知识本领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要求把“习字看书”视为“人生乐事”。

◆周恩来(前排左一)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
周恩来走出淮安大家庭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求学,铁岭、沈阳、天津以及日本、欧洲之旅使他丰富了知识,开拓了眼界,增长了才干,为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南开学校学习期间,周恩来的国文和数学成绩特别优异,英语虽然入学时基础较差,但因其勤奋苦读,很快后来居上,成为佼佼者。他在作文《一生之计在于勤论》中写道:“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而无从。然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在《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一文中,他更加直白地表明“学者,事业之基”。
周恩来把学习作为终身追求,在重庆坚守期间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第一条就规定“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对于一个“好的领导者”,他明确要求必须“要有学习精神”。周恩来多次谈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还说:“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学然后知不足,越学就越感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知道的东西太少了。”长征中,他把《共产党宣言》作为“贴身伴侣”,有时间就阅读。新中国建立后,他肩负治国理政重任,日理万机,仍坚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1960年2月,周恩来在广东从化召集部分领导干部系统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认真参加学习讨论,并在学习总结时谈了学习方法问题,指出学习是长期的任务。
二、志在四方的抱负得到施展
遍布全国各地的绍兴师爷,都是离别故土、告别亲人的游子。他们四海为家,以“幕”为家,同乡、同族抱团谋生。周恩来亲眼目睹自己的父辈怀抱梦想,走出淮安的驸马巷,消失在远行的人流中,延续着世代传承的游幕生涯。“走出去”的种子早就播在周恩来幼小的心灵之中。

对绍兴的地域传统,周恩来心知肚明,他知道,居于中上层的两种人,即封建知识分子和商人“都是向外发展的”。囿于家庭,困于乡土,是没有出路的。1946年9月,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深有感慨地说:“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思想和生活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1917年8月,周恩来在赴日求学前给同学郭士宁的题词是 “志在四方”,既是临别赠言,也真切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1921年春,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图为周恩来(左三)与张申府(左一)、刘清扬(前排右二)等合影。
周恩来跨出家门之后,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从牢牢禁锢着人的心灵的封建家庭和私塾生活中走出,转到刚刚开办的新式学堂念书。从铁岭到沈阳,再到天津,他的视野豁然开朗,看到了破碎的山河,看到了繁华的都市,接受了全新的教育,身心得到了全方位的充实与磨练。南开学校毕业,他东渡日本,在接受五四运动洗礼后,又踏上旅欧勤工俭学之路,“虔心考查以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旅欧归来,他以世界眼光看中国,为推翻“三座大山”南征北战,为救亡图存呼号奔走,为振兴中华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为人类和平把身影留在了世界的许多角落。
三、严谨审慎的作风得到放大
师爷作为一种特殊职业,有专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幕之所学,读律而已”。但是学幕学得好并非易事,关键是从业者素质基础要好,有经史文书之根底,而这种根底绝非靠“学幕”就能奠定。师爷业中有“多读一年书,少读十年律”的说法,足见文化底蕴对学幕的重要性。与一般读书人相比,师爷因长期操办具体事务而养成了周密的思维习惯和干练的办事作风。满堂绍兴师爷,一路与周恩来相随相伴,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留在了周恩来的脑海里、记忆中。

◆周恩来在重庆。
1917年9月,周恩来旅日求学。他从第二年的新年第一天开始记写日记。首篇日记的名言摘录,就是“慎则为佛,迷则众生”,把“慎”视为一种理想的境界,告诫自己为人处事不可迷茫随性、困惑无知。1943年4月,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期间,要求领导干部“要戒慎恐惧地工作”,不急躁、不粗糙,“切忽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就发展经济建设问题,周恩来强调:“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
周恩来一贯倡导谋定而动,对事关全局的大事、要事,一定要周密思考、精心准备,防患于未然。1945年抗战结束后争取国内和平的重庆谈判,协助毛泽东指挥的具有战略决战意义的三大战役,新中国建立初期与苏联的谈判,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以及谈判斗争,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的日内瓦会议,对跃进号远洋货轮触礁事件的调查处理,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谋划与推进,以及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推动,等等,在这一系列重大决策的酝酿与实施过程中,无不体现周恩来“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把一丝不苟、亲历亲为、举轻若重做到了极致,以求真务实的态度、雷厉风行的作风、如火纯青的智慧、娴熟练达的方法,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实现了圆满的结局。
四、清廉节俭的操守得到升华
立品自尊,是师爷普遍倡导遵循的职业操守。尽管身在幕后,“卖文度日,以才佐人,并非快意事,但绝不能有寒乞相,使主人菲薄”,让人看不起。这是读书人骨子里的气节,也是绍兴师爷的共性特征,他们追求出污泥而不染、淡泊名利的高尚人生境界。在“自好”的同时,还不忘“范家”,节俭养廉,勤俭持家,保持“寒士本色”。周嵩尧在《周氏家训》中阐明:“俭,美德也。俭,可养廉、可惜福、可无困苦之忧、可享温饱之乐。故治家以省俭为第一义,治躬亦以俭朴为第一义”,把节俭视为优秀品德,视为持家律己之要。

◆周恩来秘书何谦的日记记录了周恩来批评他们维修西花厅的事。为此,周恩来多次作自我批评。
周恩来是全党公认的清正廉洁的楷模,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他曾语重心长地要求“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担任总理后,他率先垂范,坚持坐国产车、戴国产表,睡的是木板床,衣服破了补了再穿,工作人员擅自维修西花厅受到了他严厉批评,并自我作了检讨。他公私分明,与公务活动无关的费用一律自己承担,家乡人送去的土特产不仅拒收还附上了严禁请客送礼的相关文件,杭州楼外楼饭店“周总理三交伙食费”的故事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佳话。他没有私产,工资的积余大都接济了有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最后把一生全部的积蓄都交了党费。
周恩来不仅自己清廉节俭,还严格要求并谆谆教诲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对亲属要求甚严,多次告诫要勤俭节约。他的十条家规,就是要求亲属一定要把握好勤俭这个法宝。1958年,周恩来给下基层锻炼的侄儿周荣庆的临别赠言就是“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嘱托晚辈要在生活上注重节俭、在精神上有所追求。

◆忘我工作的周恩来。
而对绍兴师爷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周恩来在完善自我的过程中注重扬弃与转化,克服“短板”,消除劣质基因,实现“逆”生长。如化尖刻为和善,彻底摒弃言语刻薄、工于算计的劣习,待人接物宽厚温和,包容大度,友善且富有爱心,相处相交有如沐春风之感。如化“裙带”为和合,彻底摒弃拉帮结伙、任人唯亲的恶俗,推崇“乐群”“合群”,在革命队伍中倡导“五湖四海”,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求同存异,为了共同的目标千方百计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到一起。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优良品质的双重影响下,周恩来的精神境界达到了令人景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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